新加坡的危機感
1818 年，托馬斯·斯坦佛·萊佛士前往馬來半島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挑選商站，發現此處被荷蘭搶占，轉尋他處，發現了新加坡。萊佛士登上新加坡時，島上只有 500 人居住。
然而，新加坡有著天然的地理優勢。馬六甲海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運的最重要通道，被譽為海上航運的“生命線”。馬六甲海峽西北寬東南窄，位于東南端的新加坡扼守住了馬六甲海峽。
1819 年 1 月 29 日，萊佛士與馬來柔佛王國管轄當地的天猛公會面，并簽署了臨時協議：英國用 3000 西班牙圓拿到了在新加坡建立商站的權利。四年后，他又獲得了全島的管理權。
萊佛士指示新加坡第一任參政司將其開放為自由港：“目前對該港貿易，也無需課稅。”就此，新加坡全球轉口貿易的角色被寫入了基因。
經歷英國百年的殖民文化和開放經商后，這個小島聚集了移民人群。1965 年，新加坡走向了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建國者李光耀此時僅有 42 歲，他接受西方教育，又深知東亞人文，后被認為具有威權主義屬性。
此后三十年間，李光耀利用新加坡特殊的地緣政治施展“小國大外交”，新加坡人攜帶著危機感開拓進取、擁抱世界，這個小島最終成為了全球開放經濟體的“綠洲”。她環境宜人、文化多樣、經濟開放、政府高效透明，頗受資本和科技新貴的歡迎。
不過，五十多年過去了，新加坡政治的實際掌控人依然是李光耀家族及其政黨。這是新加坡人面臨的歷史難題。當今世界，秩序崩壞，兩極對立，亞太地緣政治震蕩，新加坡的橫跳愈加狹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代表著新加坡人新的危機感。
本文從新加坡歷史的角度觀察李光耀這位政治強人如何帶領新加坡走向開放型國家。
本文邏輯
一、移民國：何以生存
二、開放體：頭等要事
三、現代化：兩相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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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移民國：何以生存
1945 年 9 月 12 日，一個不尋常的上午，新加坡的市政局大廈聚滿了圍觀居民， 22 歲的李光耀也身在其中。他看到一名身穿白色海軍制服的軍官走上了臺階，隨后脫下了軍帽，向士兵歡呼。那是路易斯·蒙巴頓勛爵，有著英國貴族血統的海軍元帥，時任二戰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與他同行的還有七名同盟國部隊軍官。人群沸騰了，他們看著七名高級日本將領簽下降書。
日軍撤退，新加坡人民終于脫離日治下殘酷的三年噩夢，重歸英國的“寧靜”殖民統治。
19 世紀初，新加坡就成為了英國的海峽殖民地。起初多是華人移民，而后“海峽土生華人”越來越多。土生華人早已習慣了英式殖民地文化，社會富裕階層更以子女接受英式教育為榮。李光耀也是其中一員。他的曾祖父從廣東下南洋，隨后在此經商，祖父經營輪船事務，家道昌盛。日軍入侵時，他就讀萊佛士學院，新加坡最好的英校。
1946 年，李光耀乘上了大不列顛號客輪，前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求學。幾個禮拜后，他轉到劍橋念法律，保持著名列前茅的成績。
遠在歐洲的李光耀時刻關心著新加坡的局勢。新加坡在英總督統治下，進行著緩慢的復蘇。然而，動亂不斷，新加坡當局昏庸無能，共產主義運動火花四濺，政治騷亂不時發生，甚至發生了射殺英籍樹膠園主的案件。
李光耀與結識的殖民地留學生之間，時常激烈討論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未來。劍橋求學期間，他遇到了曾經在萊佛士學院的經濟學導師吳慶瑞，兩人志同道合，有著相似的理念。后來李光耀執政新加坡，吳慶瑞也在經濟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埋頭苦學的同時，李光耀加入了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每逢周五去聽英國工黨政府部長的發言。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制度。我們把在英國看到的一切，拿來與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在新加坡的憲制舞臺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我深切感到我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臺。”【1】
1950 年，通過英國律師資格考試的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大學畢業的他在一家律所工作，親身接觸政府作為后，他更加 “怒其不爭”。
1952 年，在一次代理郵電工人的罷工運動中，李光耀獲得了知名度。他聯系了當地報紙發表社論，幫助郵電工人撰寫宣言、罷工游行，最終吸引了公眾輿論的關注與支持。工會領袖得以與政府和談，罷工取得了勝利。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本土華人，經此運動，李光耀迅速出頭，成為新興階層的拔尖代表。
一次次接觸后，李光耀結識到工人階級的活躍分子與核心力量。1954 年，在他的主張下，人民行動黨就此成立。雖然此時這個組織仍然薄弱，但早就有心從政、立志改變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李光耀意志堅定，他與同盟們四處奔走演講，角逐議員選舉，壯大黨派影響力。
1955 年，新加坡的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火熱，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律師兼議員身份的李光耀從中調停。7 月份，同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聯邦大選后，巫統首領東姑·拉赫曼向英國提出了“獨立”的訴求并且大獲勝利，兩年后馬來亞將獨立。
激情盎然的新加坡聯邦首席部長馬紹爾受到激勵，也試圖追求“獨立”，當時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李光耀深知這是海市蜃樓，但辯論無效。果然，全權獨立的訴求惹惱了英國。林有福接任成為了新加坡首席部長，同時提交了新的憲制大綱給英國議院，建議新加坡為“自治邦”。
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同年 5 月，新加坡開啟了第一次大選。人民行動黨在 51 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 43 席，大獲全勝。35 歲的李光耀正式執政新加坡。
6 月 5 日，新加坡首屆政府內閣在市政廳大廈宣誓就任，十位成員有：李光耀、王永元、吳慶瑞、王邦文、杜進才、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楊玉麟、以及貝恩。
英國總督退出新加坡，英國國旗也從新加坡的土地降下。新的國徽、國歌，新的政府機構改革、城市面貌改造、公務員降薪……新一屆政府有條不紊展開著國內建設。然而，英國人的“大馬來西亞”目標從未熄滅。
起初，東姑·拉赫曼堅決反對與新加坡合并，其對國內的政敵社會主義分子十分警惕。這時，人民行動黨對外的標簽仍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標簽。其實，李光耀對此也保持警惕。他并不希望獨自獨立的新加坡走向這條道路。
在英國推動下，李光耀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合并方案，包括婆羅洲英國三屬地。經過了多次談判和重重困難，馬來亞改變意見，同意與新加坡合并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然而，政治合并終究拗不過人民意志，百姓的分裂造就了兩股相互敵視的力量。合并第二年，馬來人與華人的種族暴亂不斷，馬來種族主義盛行，馬來西亞統治者也不愿意給與華人對等的政治權利。
無可奈何之下，繞開英國，李光耀與馬來西亞首相東姑· 拉赫曼達成了一份協議，新加坡的命運就此改變。
1965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 10 點鐘，新加坡廣播電臺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廣播員莊嚴又簡潔讀完了一份宣言---“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由、獨立與民主的國家。”緊接著另一份宣言，馬來西亞東姑·拉赫曼也宣布，新加坡不再是其一個州，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邦國。
這兩份宣言分別用馬來語、華語、英語播送一遍。此前，李光耀已經會見了各國使團，將新加坡獨立的消息通知了出去。對此，新加坡華人區如釋重負，人們放鞭炮慶賀。然而，新加坡獨立，實非李光耀所愿。當天電視臺的發布會上，當追述幾天前的吉隆坡會談時，李光耀心情激動，口不能言，停頓了二十分鐘才能繼續回復記者。
“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的。我們把它繼承過來，卻沒有腹地，就像心臟缺少軀體一樣。” 李光耀內心始終盤旋著一個問題：如何生存下去？
新加坡國土面積僅有 685 平方公里，人口僅兩百萬，放棄了抱團成長，獨立只會更難。李光耀不禁感到茫然。當時，打頭的第一個要緊事是解決就業。政府預測下一年的失業率將達到 14% ，情勢很糟。如果沒有妥善過渡，新生的政府極可能迎來動亂。
即將撤離的英國駐守隊伍給了新加坡一個重創。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里，英國駐守防務開支就占去了 20% 。英軍的撤離，還引發了新加坡國內資本外流的恐慌。然而，李光耀考察馬耳他時看到港口人員悠哉，發現新加坡本土人員是多么依賴外來援助。當時，英國答允給這些港口工人極其大方的裁員補償。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發出警告“不能靠討飯缽過活。”
況且，長期來看，大英帝國光輝逝去，新加坡的價值也隨之消散。新加坡過去以轉口貿易和資源出口的產業完全是在英國殖民地這一角色下堆積起來， 1959 年以前，新加坡國民收入的 75% 來自轉口貿易活動。倘若離開英國，新加坡應該走哪條路？李光耀的思考是務實的：“新加坡的轉口貿易已經達到頂限，往后會進一步式微。我們想方設法，愿意嘗試任何切實可行的點子，只要能制造就業機會，我們不必負債過日子就行。”【2】
更為難得的是，充滿危機感的新加坡就有著全球化的視角：需要在全球競爭中找到一個獨特的優勢。李光耀為新加坡的未來畫下了藍圖：
“處在第三世界地區的新加坡，要成為第一世界的綠洲。”
02
開放體：頭等要事
李光耀找到了荷蘭籍經濟學家阿爾貝特·溫斯敏特，后者曾在 1961 年聯合國技術署的一個項目下訪問新加坡，此后二十多年他成為新加坡的經濟顧問。溫斯敏特教授認為，此時的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
雖然同是落后的第三世界，但或許因為歷史遺留因素與資源匱乏、狹小邦國的緊迫感，這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開國者們一開始就選擇了不一樣的道路。
當時，一派經濟學家將跨國公司視為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土地、勞動、原料的剝削者。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售廉價的原料，又向其購買消費品。這種理論沒有引起李光耀的共鳴：“我們有實實在在的問題要解決，不能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 200 萬人提供生計。”【2】
正相反，他們的想法是，倘若能夠吸引跨國企業的工廠，也就能吸引來資金、知識、市場和人才。因此，與 60 年代一批追趕者們慣行的“幼稚產業保護”政策相反，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擁抱了開放。
過去，新加坡作為貿易中轉樞紐，一部分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優勢，另一部分則是英國的“照顧”。而現在，新加坡必須要培養起本土的、能夠說服投資者投入資金的條件。
1961 年成立的經濟發展局變身為一個一站式服務機構，工作內容就是吸引和服務外來投資者、企業家。
這群年輕的經濟發展局官員年輕有為，干勁十足。然而，此時的新加坡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中默默無名的一個，“經濟發展局官員有時拜訪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有一家有興趣訪問新加坡。”【2】與此同時，新加坡修建基礎設施，譬如完善的工業園；參與工業投資；推出財務獎勵、免稅等措施；穩固勞資關系等等。
歷經數年的摸索后， 60-70 年代美國的電子產業轉移浪潮選中了新加坡。1968 年，德州儀器、惠普等公司決定來新加坡設廠。隨后，一批美國電子公司接踵而來。70 年代，新加坡出口工業的外資年增長率達到了 10％—20％ 。到 1973 年，新加坡經濟年平均增長達到了 12.5% 。
制造業讓新加坡的機器運轉起來的同時，李光耀及其內閣部長們開始瞄向了另一個目標：東南亞的金融中心。
1968 年，經濟發展局局長韓瑞生向溫斯敏特尋求建議，后者給出的首要建議是解除外匯限制。新加坡當即決定放開外匯管制，允許資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動。
放下身段，放開限制，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資匯入。譬如，新加坡宣布取消非居民利息預扣稅，所有亞元存款無需遵守法定流動資產和儲備規定；外籍居民在新加坡開戶存款的利息可自由匯出；外籍居民在亞洲貨幣金融機構的存款、亞洲美元債券、新加坡政府發行的免稅公債均可免收產業稅。跨國銀行機構率先入局，在此進行中轉交易。隨后新加坡的外匯、證券等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基金管理市場等也日益壯大。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提到，80 年代中期后，同區域的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新加坡實施更為優厚的稅務獎勵措施，但其實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在于專業透明的金融監管，這背后是“法治和司法獨立，穩定、稱職而清廉的政府。財政部每年都要有預算結余，新元堅挺而穩定。”【2】
其實，獨立后的新加坡從制度上就做好了“嚴控貨幣”的準備。
早在 1965 年新馬分家后，兩國準備發行各自的貨幣，李光耀同吳慶瑞就認定，新加坡放棄央行制度，保留貨幣局，貨幣局每發行 1 元都要有百分百的外匯儲備。時任財政部長林金山認為，“對一位喜歡在財政預算出現赤字時玩弄數字的財長來說，有個中央銀行就等于開了道方便之門，我想，我們沒理由讓新加坡的財政部長面對這樣的誘惑。”【2】后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兼備了央行的各項職能，但是無貨幣發行權。
80 年代，新加坡 GDP 以 7.7% 的速度增長。新加坡已經著重引進高增值、高技術的產業，半導體、石化、精密機械制造、光學器械等持續加碼在新加坡落戶。當然，這種產業政策是有收有放的。政府并未篩選工業，而是將這項工作留給了跨國公司，“讓他們自行選擇認為能成氣候的工業”，政府的工作著眼于經濟目標的擬定和檢討。
新加坡政府的確扮演了一個“全能的服務者”角色，但是始終守住了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的底線。
人才的培養無法像基礎設施、政策那樣快速見到回報。70 年代末開始，新加坡政府就開始了人才培育計劃。政府每一年都選出最優秀的一批學生頒發獎學金，并且保送他們去英、美、加拿大等國接受教育，讓這群年輕人成為新加坡第一批企業家。另一方面，新加坡向日本、德國、法國和荷蘭發出邀約，在新加坡成立培訓中心，讓新加坡的本地工人接受專業的訓練。優質的工人素質，成為在稅收、政策便捷度之外對外商的工廠投資的又一加分項。
90 年代，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在全球國際間快速流動，一開始就堅守開放的新加坡“守得云開見月明”，發展也更上一層。全球化加持下，新加坡進一步鞏固了全球自由貿易港、亞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全球稅收洼地、高效的政府、公開透明的制度、高素質的人才，這吸引了大批跨國企業、新興高科技企業入駐新加坡。
對國內外資本一視同仁，是新加坡一個鮮明的特色。直到 80 年代后期經濟步入快車道，新加坡也沒有采取降低外資占比的措施。1990 年外國在新加坡投資總額為 24.8 億美元，其中美國占 42.5％ ，日本占 28.5％ 。1972—1989 年，制造業總投資為 204.5 億新元，其中外資占 80％ 。
李光耀始終有著全球化視角和前瞻性。1992 年，李光耀加入了 JP 摩根國際咨詢委員會，見識到美國一流銀行高層的專業化素質。后來，李光耀與本土四大銀行中三家溝通，發現這些人仍然希望政府能約束外資銀行，“他們尚未意識到，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態有多么危險。”
1998 年，李光耀授意下，時任金融管理局主席的其子李顯龍開啟了對金融業的改革。政府注資的新加坡發展銀行聘請來摩根銀行的資深高管。新加坡政府批準外資特準全面銀行增設更多分行，撤銷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地銀行的股權限制，開放國內銀行業，迫使本土銀行提升服務，參與競爭。
03
現代化：兩相悖論
面向住房、醫療、養老等關切民生的公共制度上，李光耀的理念及舉措有著明顯的差別，用他的務實主義態度來理解是恰當的。
一方面，他希望以“居者有其屋”來建立起新加坡移民人口對這個國家的認可感，嚴控土地供給和價格，以保障中低收入群體有房可住。
1960 年代，新加坡在城市面貌上與多個東南亞國家無異，住房緊缺、環境污染、貧民窟成群。建屋發展局就此成立，為工人提供廉價住房。
1963 年獲得大選后，李光耀更加堅信，對于這個以華人、馬來和印度為主的移民國家，當新加坡每個家庭都“有真正的資產去保護，尤其是他們的住房”，方能維固社會穩定。“我深信擁有的感覺至為重要，因為我們的新社會并沒有奠定身后和共同的歷史基礎。”【2】
對此，新加坡采取土地國有制，建屋發展局不僅統一規劃、開發和建設組屋，也成為了新加坡住宅市場的主要供給方。但是，政府不收取土地溢價。新加坡憲法規定，政府財政運營不能動用國有土地出售所得資金。所有的組屋定價以中低收入居民為參考，爭取維持 4-5 的房價收入比。而高收入不符合標準者，只能以高價購買少量私人住宅房屋。
1960 年，新加坡只有 10% 左右的居民擁有住宅。幾十年來，建屋發展局累計建成超過 100 萬套組屋。目前，新加坡超過 80% 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里。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超過 90% ，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一般在 60% 左右。
另一方面，他杜絕公共福利泛濫，在英國讀書期間，李光耀親身受用過醫療福利保障，但是內心始終不認可。他認為，個人應盡量承擔各自的義務。“全民享受免費醫療”不僅給社會帶來了巨大成本，也會削弱激勵，增長停滯。
新加坡政府沿襲并加強了英國殖民時期創下的中央公積金制度。這要求每個公民進行一筆強制儲蓄，最初只是工資額的 5% ， 1968 年后，政府每年都抬高公積金繳率，到 1984 年已經達到 25% 。基于新加坡連年經濟增長的坡度，其實居民的到手工資連年仍在增加，所以并未引起異議。到 1984 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保健儲蓄計劃”，其實就是從每個人的公積金賬戶中撥出一部分以償付醫療費用。
1983 年，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的一番演講引起爭議，隨后在國內引起了“婚嫁大辯論”。次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下跌 12% 。
事情緣由是 198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李光耀發現新加坡生育率下降，而且國內高教育程度女性群體結婚率都很低。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男性更愿意娶學歷比自己低的女性，他呼吁男性從這種“愚昧、沉浮、具破壞性的偏見”醒悟過來。
新加坡甚至出臺政策，已婚婦女可獲特別稅優惠。李光耀還援引美國學者研究結果“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 80% 是先天遺傳的，大約 20% 則取決于后天的栽培”，以此來佐證高教育群體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然而，這類言行成為了國際媒體的靶子，顯然透露出李光耀的“精英主義觀點”，更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
對此，李光耀是不以為意的，他只是拿出數據反駁，堅決將政策推行下去，直到情況有所改善。由始至終，“務實”是詮釋李光耀治國原則的最好解釋。他曾這么說過：我這么說也許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我并不關心這個問題。我所關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確。
這也是為何，我們會看到新加坡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分裂的原因。
新加坡以“高薪養廉”，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員工的薪資與市場化銜接。國有經濟部門會引入市場化的績效考核、預算約束等方式，新加坡政府并未出現國有經濟在強大計劃指令下會出現的痼疾。
甚至，政府預算約束被寫入了憲法，關于政府財政預算案過程、財政儲備的使用、財政的監督管理權限都做出了規定。而對政府預算的評估機制里，資本化指標是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各部門必須不斷壓縮自身運行成本，增加收入。
新加坡經濟上的“清明、高效”仍基于政府強大的權威。它將新加坡從遍布貧民窟的小國變成了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其政府效率、公共服務能力乃至國民教育素質都傲居全球前列。這的確是“新加坡奇跡”。但是，它依賴于一批理性、勤勉、務實和理想主義的精英。
獨立后的新加坡承襲了英國的議會制框架，議會選舉，勝出的政黨組閣。新加坡獨立后，人民行動黨連續執政60年。新加坡實行民主投票、司法獨立，人民行動黨的確是民選政府，但是“國父”李光耀一手組建起的新加坡政府缺乏競爭性，權力監督和制約不靠制度，而靠精英、靠“人治”。
“好的政府應該是誠實有效率的——能夠保護人民，讓人人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里自我提升和過上好日子。” 這是李光耀對好政府的解讀。
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媒體對新加坡“威權統治”的批評不絕于耳：人民行動黨對于反對黨的鎮壓、國內媒體輿論的管控和李氏家族對國有資本的所有權等等。1990 年，李光耀卸任總理，新任總理王作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未觸及根本。
1991 年，新加坡修改憲法，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1993 年，副總理王鼎昌成功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然而他發現自己仍然處處受限。王鼎昌在卸任時說：新加坡人很幸運，在過去三十五年中有一個廉潔并且有能力的政府。
2004 年，李顯龍接任總理，成為新加坡建國后的第三任總理。李顯龍從 1979 年開始從政，有著豐富的經濟治理履歷。然而，外界普遍認為，李顯龍缺少其父的深遠洞察力，尤其是在外交上，遠遠不及李光耀周全睿智的外交策略。
2011 年，人民行動黨在國會選舉中得票率下滑到有史以來最低。此時的社會財富、階級構成、社會心理乃至國際局勢都有顯著的不同。李顯龍面對著新一代的國民，與開拓者相比，他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加渴望政治自由，而非經濟自由。問題的本質是全球化的現代化的新加坡能否徹底告別威權主義色彩？
李光耀被認為是威權主義過度到開放國家的典范。人們感興趣的是：李光耀為何不會行至中途剎車？二戰后，戰爭殺器和全球化資本造就了一批政治強人，戰爭殺器尤其是核武器是他們進退有據的老本。新加坡幸運的是，李光耀沒有強悍的殺器，他只能擁抱世界圖存。根據斯密定律，市場規模決定技術分工。新加坡市場狹小，只能融入國際市場，加入全球化的產業分工中精進技術。如此，公眾、政治強人與這個國家的利益處在一個方向上。
在新加坡的建國志中，蘊藏著政治強人開放與務實的智慧。然而，在如今秩序崩壞、兩極對抗的時代，新加坡人渴望政治自由又依賴于精英政治，如何抉擇？
或許，新加坡人的價值觀已經給出了答案。建國之時，李光耀聽從了溫斯敏特的建議，保留下新加坡河畔點的萊佛士雕像。此后，萊佛士雕像一直聳立于此，見證著新加坡國民的來來往往。如今，萊佛士，成為了新加坡的精神。
參考文獻：
【1】李光耀回憶錄——風雨獨立路（1965-2000），李光耀，外文出版社，2001年9月；
【2】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李光耀，外文出版社，2001年9月；
【3】新加坡模式研究，長江商學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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